成員文章

16Sep 2014

談香港的市區重建,討論的焦點總是在拆遷與賠償;討論房屋及規劃的問題,總是離不開開發新市鎮的舊模式。在這些思路以外,我們有否想過推土機發展以外的可能性?面對市區的各種閒置的空間,我們又應該如何利用、活化,甚至透過政策的誘導,改變香港都市發展的策略?

07Feb 2013
公屋

公屋

房屋問題嚴峻,政府不求增加公營房屋的數量,只圖把已有的翻新單位,作為公屋供應的主要渠道。為求轉移視線,又不惜以種種的數字「偽術」,企圖讓大眾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眾「優化公屋資源」的項目上,而忽略公屋興建量不足的現實。

{編按:政府稱未來五年會提供十萬個公屋單位,供應超越曾蔭權時代,龍子維拆局,指出這也是語言偽術,真實數字仍和曾時代五年供應75000個公屋單位一樣。多出的供應怎樣來?源於梁振英預計港府可以透過「回收公屋」每年多出7000個單位,此數字比曾時代數字大大增加,如何實行,梁振英卻沒有解釋。}

2013年施政報告,公屋每年的新單位供應仍然維持在平均每年15000個;另外,房屋署會透過不同方法,「回收」約7000個公屋單位,用作編配的用途。所謂「回收」,是指透過打擊濫用公屋,例如收回用水量低的9000個單位,收緊富戶及寬敞戶政策,儘量提高公屋流轉的速度。

公共資源有限,打擊濫用自然振振有詞;不過,為香港人提供逾70萬個單位的房屋署,自己又有否善用手上已有的資源呢?

年年編配不達標 待辦單位當入伙

假如大家翻查近5年的《租住公屋編配計劃》,會發現一個頗驚人的現象:每年房屋署的編配都不達標。房委會資助房屋委員會小組每年均會訂立一個核准編配額的指標,但根據圖一所示,每年房屋署的實際編配數目,都較核准編配額為少。2007至2011年5年間,房屋署合共少編配了21902個單位。這個數目,比政府每年承諾15000個的公屋興建量還要多。

根據房署的解釋,少了這麼多的原因,是因為新屋邨要年底才落成,編配的工作仍繼續進行,如果把有關仍在編配、正等待入伙的單位,也計入每年的編配額,房署認為並沒有編配不達標的情況。

這種把待辦單位當已編配單位的把戲,實在十分兒戲,因為我們無法得知,當中市民等待時間的長短,是1年、2年、還是5年?同一個單位,究竟曾經編配過給多少個市民,當中有多少個單位是被重複計算,一年復一年地成為可供編配、但又多年都編配不了出去的單位呢?

13Jul 2011

  「香港學101」 香港社會與文化:一個雛形文化生命的誕生 ──開埠百多年的發展歷程及人文意義   洪清田   2003的替補機制和2011的23條是同一個Pattern of Error。 十多年來由董建華到曾蔭權治港,有很多次類似這個「比權力的傲慢更傲慢、比權力的愚蠢更愚蠢」的Pattern of Error。 祇針對董曾林葉黃,不太公平,像打小人,作用也不大,港人(以及中國、中國人)不能從中得益,汲取教訓,我們應該認識問題。 如今的Pattern of Error是歷史造成的,百多年來早有先例。這個「香港學101/香港社會與文化:一個雛形文化生命的誕生──開埠百多年的發展歷程及人文意義」,帶著「為什麼董曾林葉這樣不斷重複同一Pattern of Error」的問題,探本尋源,追溯香港開埠百年以來中西方板塊移動中的發展歷程及人文意義,企圖在起伏反覆和正正反反中解構這個Pattern of Error。 這個課程找出董曾林葉黃的40個合理因由。   【二】 這部份課程嘗試以「歷史時空進程、人和事」為「經」,以「人文思潮、價值及美學」為「緯」,探討在中西方板塊移動下,香港百多年的政經、社會及文化的發展歷程,形成的工商、管治、政治、法治、教育、資訊、文化、娛樂形態和結構,其中關鍵時刻的人、事和體制(institutions)。 相對應,二百年來中國清未內腐敗壞面對西方強加的現代化和現代性,另有一套反應和經歷,牽動千百年計的文化靈魂和身份認同、政經體制和權力及利益。 古今中西和香港各有本身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有機系統性和合理性。 林葉董曾黃、中央、建制派(派中派)這樣做,這樣講,都有其自足的原由,自成的系統。別人認為不可理喻,不可想像的愚蠢低能,違反最基本常識,其實有其精密理性計算,大大小小道理聯成一氣的內在邏輯結構,天經地義,自然而然、應然必然,不可不爾,不可不為之,不如是才「不可想像」。   【三】 文化接觸和交流、衝突和融會中是「我身」和「他者」的互動互變、解構和重構。 香港是佛教東來之後,中國二千年來的第一個外來有成的另類異質文化生命。 這部份課程嘗試在起伏反覆和正正反反之中探討香港「另類異質」是怎樣煉成的。 英人治港引入(類)現代的政經、社會及文化形態、結構和體制。中國內地和亞洲及歐美各地一波波商人和冒險家、移民和難民出出入入香港自由港。香港由六千人而至七百萬人,內部形成一個雛型的文化生命,以中國和世界為腹地,和中國及世界產生聯繫。 香港成為中西間交換的中介、變壓站、試驗田、改造場,對中國輸入現代化與現代性。各階段的人流和物流出入香港、留港去港,人和事都引入古今中外新舊的體制和思潮。 香港發展過程中產生異於中國的文化DNA,展示中國的未來。但整個香港及這些外來另類異質被中國官方建制認為異端邪說(鴉片原罪),不服「從屬關係」,僭越及凌駕。 這個課程找出30種這種DNA。 百多年,香港在中國「體」內但脫離中「用」的羈絆,擅自出走,接觸世界。百多年,香港和中國處於「可有可無、可控可棄」的SYSTEM EX-CLASH中,在接觸和交流、互動和融會中找求共和新空間新景象。2003年的23條和2011的替補機是中港層層人文和30種人文DNA的SYSTEM EX-CLASH。 香港的「另類異質」一邊煉一邊檢驗、解構和改造中國(政經社會文化體制和程序、規律和標準、價值與美學,身份認同);香港和世界接軌,更改和重新介定什麼是「國家、民族、人、社會、公民、現代、文明、世界」。 中國對香港的認識和肯定,歷經幾個階段,由「接觸、學習和服待西方(買辦、民族敗類文化順民)」,到「商貿、唯利是圖、資本家無國界(營營役役小人、剝削成性資產階級),到「生活自由、沒國家民族觀念(小資自私、自甘腐化墮落)」,到「自由經濟、市場經濟(生產力和競爭力)」,十年前提出「多元(相對性)」,近日提出「異質」(獨立思考、自作主張,不跟調子拍子、不歸心,僭越「從屬關係」),但中國、中國人仍未認識(也不願、不屑認識)「香港」的政經、社會和文化的「人文內涵」和「人文底薀」,不會認為「香港」會有什麼「人文內涵」和「人文底薀」。 溫家寶屢講香港的「深層次矛盾與問題」,似覺「香港」的政經、社會和文化內裡和背後應該有些什麼,但他不知是什麼(也不可能知),正如鄧小平和毛澤東不會知是什麼(也不可能知),寥承志可能較知點什麼。   【四】 英人治港自覺「文化差距、衝突和融會」,祇求「功能秩序」,不求「文化認同」,力求和「鄰居」(滿清、國民政府、中共政府)融洽,中英剛好在香港「恰當、有序文化接駁」(內地則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,來回反覆折騰),從中移植一個初級資本主義的「重商」社會。 九七後中國「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,五十年不變」卻「不應變的天經地義(要)變、變本加勵,應變的卻變沒了」。 香港在十字路口。 由九七問題、回歸和自治,香港和內地進入新關係,香港社會內部政經決策、管治和運作也轉型,由官僚體制行政主導、上面不承擔、任由民間「自生自滅、開放結果」(open-ended)轉向由官僚體制權威主導、上面承擔和統籌的「計劃目標」(planned target-oriented)。 不論「自由放任」或「領導統籌」,都少不了知識,但現在兩種似乎都是知識匱乏(poverty of knowledge)。這十多年政府、官員和市民幾乎都身處「知識真空」中。 所謂「知識改變命運」,先決條件是撑握多點知識,多點適應這個內部政經決策、管治和運作的轉型。 百多年來,香港的成功祇重「工商、專業、教育的原理、體制與規律」,忽視「管治、政治、法治、行政的體制、原理與規律」及「人文價值、身份認同的體制、原理與規律」。 […]

03Aug 2010

 

Suzanne Pepper 

下載全文

 

五區公投運動的結束,所有對於民主發展的焦點正集中在終極普選聯盟之上,而且視之為民主進程的最後希望。因此,理所當然地北京與香港政府自會極力推銷聯盟成員,積極游說他們去接受政府的方案,而且北京代表亦指出只要泛民願意讓步,自會有「奇妙」的事情發生。當然,「奇妙」的事情的本體和接受方案而引起的民主倒退,其實兩者只同樣地不明朗的。情況一如香港政府以跳舞後退一步為隱喻的電視廣告一樣:一步退,兩步進,被舞伴引領轉了一圈又一圈直至音樂停頓後,普及平等或許便會出現。